台灣產業重點只重供應面，忽略需求面 下一個奇蹟在Life 產業

傻翔

摘自；財訊快報
記者:胡定華
採訪整理:王玫文


      身為工研院電子所首任所長，培育過台積電、聯電等全球重量級大公司的成立，也曾以董事長一職督軍旺宏電子、合勤科技等多家電子公司，胡定華堪稱台灣半導體創始元老之一。他認為台灣資訊業得加緊學習「抓住消費者的心」，搭著「生命科技」與「生活科技」的未來趨勢，才能再創產業奇蹟。

      從一九七四年積體電路技術引進計畫（後稱ＲＣＡ計畫）算起，台灣耕耘半導體產業已有卅三個年頭了，去年台灣半導體業產值達一‧三兆元，二四‧六％的年成長率遠超過全球半導體業的八‧九％。半導體業的成功讓台灣擁有「矽屏障」，也讓蕞爾小島得以在國際上揚眉吐氣。
但我相信更多人關心的，不只是台灣半導體業的永續競爭力，還包括「如何再創下一個明星產業」。探討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就是「認清產業本質」。體認半導體是競爭很激烈的國際性產業，如果思考邏輯一直侷限在「台灣」這樣那樣，根本就是不對的；既然是全球競爭的產業，就該讓它走入國際、自由地大展身手。

      討論第二個問題其實也可以很直接，就是要認清未來「競爭力的所在」。過去台灣以ＯＥＭ模式發展資訊產業，是「追求經濟快速成長」與「缺乏國內市場」等因素下，一個不得不然的決策。當時的做法如大量設立五專、二專等培育技術人員，側重理工科技人才的訓練，才造就了台灣在電腦、半導體等「供應鏈」的豐碩成果。但是，這個當初不得不然的決定，現在卻得付出代價了：包括人文、社會、藝術等方面的師資缺乏，國民人文素養不足，以及過多的理工教育單位等都是。

      這些看似與台灣未來競爭力關聯不大的「代價」，卻是隱形的阻礙。這幾年隨著全球資訊產業的「價值遷移」，高價值已經從過去集中在「供應面」，慢慢轉移到「需求面」，也就是說，能開發出消費者真正需要的產品與服務，會比最有效率的生產者還能創造更高的價值。

「產品」價值正超越「生產技能」價值

      半導體的成功是台灣「供應鏈」優勢的一例。過去台灣因為認真研究降低成本、穩定品質、提高效率與營運彈性，成就了製造代工的價值；其中「彈性」不只是指打樣的時間、樣品的認證，還包括接受客戶增減訂單的能力，尤其是「砍單」，等於是說幾乎所有成本都要是變動成本才能有這樣的彈性，這部分台商的努力很值得肯定。

      但環境變了，現在的「價值」已悄然往需求面、或者說是「整合服務」、「產品創新」與完整的「解決方案」移動，重點是如何「創造」出客戶會需要的產品，最近任天堂強調介面人性化的Wii遊戲機在全球都造成搶購的風潮，就是新一波價值鏈轉移的最好印證。但這個趨勢對欠缺市場行銷、長期專注在製造鏈的台灣業者並不利。目前的確有些台灣系統業者投入終端產品的開發，也開始重視產品創新、工業設計及使用方便等消費者真正關心的層面，但整體來說還是不足的，而這也凸顯我們正在吃「欠缺人文社會素養」的虧。

      回到未來該往哪個方向走的問題，其實認清「價值鏈」轉移的方向後，問題就不難理解了。如果我們在白板上畫一個座標圖，橫軸是核心知識、縱軸是產業，在既有核心技術與舊產業上，台灣可說是招數用盡，因此接下來可以往新的核心知識如系統單晶片（SoC）與可攜式產品應用領域發展；如果是從既有技術延伸找新產業，就是政府幾年前選定的液晶面板產業了，搭配上原有的半導體等，就成了兩兆雙星計畫。但這是不是最好的決定呢？

台灣應發揮真正的「本土化」優勢

      如果從價值鏈的轉移來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方才的座標圖還可以增加一個象限，那就是「市場」。怎樣才是對的、有價值的市場？當然是附加價值愈高的愈有價值，我認為廿一世紀符合這個要件的「新星」資訊產業有兩大類，就是「生活科技」與「生命科技」，英文則都是「Life」。生活科技的內涵是無線通訊、彩色世界、安樂家庭（或稱數位家庭）、知識人生，就像現在所有新產品都走向數位化、彩色化、可攜式、通訊功能強大，娛樂裝置更是如此；生命科技的內涵則有醫療創新、基因改造、環境保護，子項目還包括醫療器材、健康食品、疾病研究等。

      生活科技部分，台灣已經有相當強的供應鏈，要努力的方向是終端產品的設計與市場的開發，及如何讓台灣從產品的製造者轉變為「決策者」。生命科技方面，雖然台灣並沒有太多生物科技、醫療相關的研究基礎，但我認為如果可以利用本土化的優勢，還是可以在國際上建立一定的地位。怎麼做？我認為台灣產官學應該集結力量，專注研究台灣特有或罹病率較高的疾病，例如登革熱、腸病毒、肝病或各種亞熱帶慢性病，而不是去跟歐美那些有深厚研發基礎的大藥廠或研究單位力拚國際性疾病。如果能夠落實、有了研究成果，不僅能夠建立新的產業基礎，還可以實質造福台灣患病者。

      我同意發展生技、醫療產業有其難度，一來生醫產業不像電子業，從產業發展開始就有國際通用的開放規格可以遵循；二來台灣沒有規模夠大的國際藥廠可以吸納（併購）有技術、無資金的小廠，但台灣可以效法其他有心的國家如新加坡等，極力與國際接軌，協助本地業者在臨床實驗、檢驗等方面，一開始就能以符合國際要求的標準進行。不過，想發展生醫，台灣產官學的觀念也必須改變。例如，一家生技（尤其是藥廠）公司可能要七、八年才能轉虧為盈，投資者得要體認這個現實才能支持研發團隊到最後。

      很可惜，現在政府還是決定將大部分的資源放在微利的製造業，這個決策沒有對錯，只是政府中的主事者，偶爾也可以停下腳步想一想機會成本，想一想何者的附加價值較高。

      的確，台灣在技術面與工程面有深厚基礎，但這種建立在「供應面」的優勢卻是在全球不斷轉移的。從早期的歐美轉移到日本，現在又要從台灣轉移到中國、印度，所以台灣製造業者就得跟著搬遷到中、印。但這些轉移出去的營業額與獲利是否會回流到台灣？回流方式與多寡？政府也應當謹慎看待。

      我認為，從附加價值的觀點來看，持續往量產技巧、鑽研研發已很難再讓台灣複製過去的產業成就了，如果眼睛還是只看到「供應面」、忽略「需求面」，未來台灣恐怕只有高度國際化的「富爸爸（大公司集團）」與他們養的「小雞」能生存了。這不是說供應鏈未來沒有價值，但台灣現有的供應鏈基礎，必須要能與行銷、通路、商品創意或服務平台有良好的結合，否則只是任由國際大廠擺布的二等幫手。